周恩来的饮食“三反对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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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客多吃“大杂烩
　　周恩来曾说：“我的身子骨和好胃口，都是靠了东北的高粱米饭打下个硬实底子。”周恩来爱吃萝卜、南瓜、白菜、红薯等普通蔬菜。
　　以萝卜为例，风干萝卜、凉拌萝卜、珊瑚萝卜、清炖萝卜等菜肴和萝卜水饺、萝卜蒸糕，他都很喜欢吃。他曾说过：“我就是喜欢吃萝卜!”
　　原江西省省长方志纯回忆说：1954年，我从江西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集的一次会议。会议结束时，工作人员宣布说，今天中午周总理请大家吃饭。我们听后都欢呼雀跃起来。我心想，总理请大家吃饭，没有山珍海味，也肯定是美味佳肴。
　　谁知，大家走进中南海一个餐厅一看，不禁愕然。原来，餐桌上除了馒头、煎饼和一大盆粉丝、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菜之外，别无其他菜肴。正在大家疑虑之际，周总理走进了餐厅，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，总理走到我们这一桌旁,与同桌的同志握手后，环顾了周围，挥了挥手，示意大家坐下来就餐。
　　总理笑着说：吃吧，没有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！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在三年困难时期,周恩来以身作则，同全国人民一起共渡难关。在国务院开会，到吃饭时会议完不了，他便和大家一道吃饭，主食是窝窝头、馒头，有时有点面汤，菜是白菜熬豆腐，有时里面有点粉条。
　　周恩来和邓颖超自己花钱请人吃饭,但由于每个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，有时不得不向客人收粮票。1962年4月2日，周恩来、邓颖超邀请前线话剧团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的编导演员到家里做客。吃饭中间，邓颖超说：“今天是我和恩来同志拿自己的工资请客。现在粮食定量，很抱歉，还要请每人交三两粮票。”
　　饮食问题有“三个反对”
　　周恩来吃饭有“三个反对”，第一反对公私不分。中南海西花厅院子里有不少空地，老花工周师傅种了些常见的蔬菜。夏季收获时，大家想请周总理尝个鲜。
　　一次，卫士姜贵春给他端来一盘炒豆角，随口说：“这是咱院子里自己摘的豆角，很嫩。”周恩来马上皱着眉头问：“给钱没有？”姜贵春不解地问：“自己种的，往哪儿给钱？没处给。”周恩来纠正说:“你说的不对。公家地，公家水，长出东西就全成自己的了？回头你算算清,吃了多少豆角多少白菜，按市价该是多少钱，把这笔钱交了，分两部分交。一半交机关，是土地和用水钱；一半分给花工，是花工劳动所得。”
　　周恩来还反对铺张浪费。周恩来外出视察，多次向随行人员交代：“一切按标准吃，按标准交钱。”他还提出具体的要求：“不准吃山珍海味，不许摆水果摆糖，发现摆了要撤回去。”他还说：“搞复杂了就是铺张，铺张本身就是一种浪费，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。”
　　再有就是周恩来反对搞特殊化。在集体食堂吃饭时，周恩来坚持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。周恩来有时到人民大会堂职工食堂就餐，大家看到总理来了，都让他先买。周恩来笑着说:“就按刚才排队的次序很好，你们要不买，我也不买。”
　　周恩来每次都是买点青菜、萝卜之类的素菜，买几个馒头或窝窝头，和职工们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谈。当他把掉在桌上的窝窝头的碎屑捡起吃,把菜盘里剩下的汤喝下后，在场的人无不对周总理升发出由衷的崇敬之情。
　　外出就餐吃杂粮
　　1959年5月28日上午，周恩来来到南开大学视察。午后，周恩来走进了南开大学的职工食堂。周恩来看到笼屉上有中午开饭后剩下的窝窝头，就过去拿了一个，用手掂了掂问:“窝窝头多少钱一个？”“5分钱。”“好，我买两个。”周恩来说完，拿着两个窝窝头走出厨房，在餐厅中找了座位坐下来，笑着说:“就在这儿吃饭吧,吃饱了好参观。”又招呼随行的新闻记者和工作人员说:“你们忙了半天，肚子一定饿了吧，坐下来一起吃饭吧！我请客！”
　　炊事员们急坏了，因为事先没准备，菜差不多都卖完了，剩下的也都凉了。周恩来看出了炊事员们的心思，便对他们说:“来一盘5分钱的萝卜，再加两分钱的咸菜。”炊事员只好按照周总理的意见,给他盛了一盘萝卜和一小碟咸菜放到餐桌上。周恩来一面夹着萝卜、吃着窝窝头,一面对坐在他旁边的同志说:“我就是喜欢吃萝卜。”
　　1961年春，周恩来率工作组在河北邯郸农村进行调查研究，5月3日中午，周恩来听说公社准备饭菜招待他，便叫他们把准备的东西送给病号。他来到先锋街第六食堂，群众此时已吃过饭。他看到锅里还有剩下的玉米面糊糊，就对炊事员王三贵说:“我在你们这吃点饭行吗？”王三贵一听周总理要吃饭，看了看锅里的糊糊，面露难色。周恩来和蔼地说：“这就可以嘛！群众能吃的我就能吃。”王三贵拿起碗来准备盛饭。这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碗要过去，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准备要擦碗。周恩来说：“这没关系。”他把碗接过来递给炊事员，盛了玉米面糊糊，就着咸菜吃了起来。